丝绸之路

李希霍芬（Ferdinand von Richthofen）在《China》第一卷第 496 页第一次用了这个词。要紧的是他怎么用的：复数，而且是「诸条之一」——

他指的是推罗的马里努斯所记、马其顿商人马埃斯派出的代理商走的那一条具体商道。同书第 500 页他还特意写明：对页那幅红线地图的题名也是单数而且限定的——

换句话说，「丝绸之路」从诞生起就是一个有限定的、复数的学术用语，指公元二世纪前后中国到河中一线的几条商道。后来它被无限扩大，一直用到海上、用到明清，那是名字自己走出去的部分。至于中文译名，能查到的最早几处是 1933 年《北辰》作「绸缎之路」、1935 年朱杰勤作「丝路」、1943 年《申报》才见完整的「丝绸之路」——三种民国报刊原件本期一件未核到，统一标 C。

路要先有河西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总述四郡的设置次第：——列四郡，据两关，这八个字是整条路在汉地一端的全部制度。

但四郡的年份，《汉书》自己两处打架。《武帝纪》记元狩二年（前 121）以浑邪王故地为武威、酒泉郡，元鼎六年（前 111）分置张掖、敦煌；《地理志》却记酒泉、张掖「太初元年开」（前 104）、武威「太初四年开」（前 101）、敦煌「后元年分酒泉置」（前 88）。六条纪年全部照录，本期不作取舍。

两关的位置同样只能取一说。常被征引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「玉门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」，殆知阁所收为四库本，陇右道沙州诸卷已佚，本期核不到，因此不用；改用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与《通典》「阳关居玉门关之南……二关之西三百余里有蒲昌海」互证。

一条傍南山、一条随北山，中间是塔里木。《后汉书》说的也是两道，文字与《汉书》几乎全同——流行的「后汉三道」之说其实张冠李戴：「前有二道，今有三道」出在《魏略·西戎传》（《三国志》卷三十裴注），新道之名在那里。

《魏略》的三道是：南道经婼羌、越葱岭、过县度入大月氏；中道出玉门关经都护井、三陇沙、居卢仓、沙西井，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，再西到龟兹；新道自玉门关西北出，经横坑、五船北到高昌，转西与中道合于龟兹。多出来的这一条走的是天山北麓——楼兰道废弃、伊吾道兴起，路自己在挪。

《后汉书》另记一条纵向的门户：

《汉书》把葱岭定为西域的西界：过了这道界，南道出大月氏、安息，北道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。里程也在这里失去精度——于阗「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」还算得出，大宛「万二千五百五十里」、安息「万一千六百里」就只是约数了，而大秦条根本没写去洛阳多少里。

唐代这一段重新被量了一遍。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的「安西入西域道」逐段记里，从安西（龟兹）西出柘厥关起，一百多个站名连成串，直到碎叶、怛罗斯。这是汉文文献里对这条路最细的一次丈量，细到「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」这种程度；可惜其中俱毘罗城、顿多城、碎卜戍等今地不明，本期只为可比定者落点，其余存在站名序列里。

乌垒、赤谷、贵山、监氏城、条支、罽宾、婼羌、小宛、尉头诸地的今地比定分歧极大，图上经纬度只取一说，一律标 C；原文里程与国名标 A。

永元九年（97），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。他走到了条支，站在海边——

船人说的那番话（海水广大，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，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，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；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，数有死亡者）究竟是实情还是安息的商业阻拦，历来两说。但结果是确定的：汉朝的使者没有渡过那片海，而《后汉书》紧接着写明了安息的动机——

大秦在汉文里的名字：不是音译，是——拿汉人自己的国号去命名对方，一种反向的镜像命名。六十九年后，延熹九年（166），「大秦王安敦」的使者从日南徼外来献象牙、犀角、玳瑁——走的是海路。

丝在出发点不是商品。《史记》记张骞第二次出使，带的是「金币帛直数千巨万」，与黄金同列，用途是招乌孙东迁、断匈奴右臂——丝是外交筹码，不是纺织品。到了《后汉书》，同一样东西又变成了垄断权：安息「遮阂」的不是货，是直达路线。

技术没有跟着走。《史记》记大宛以西「其地皆无丝漆，不知铸钱器」，而且——

同一件东西过了葱岭就从通货变成了餐具。

纸的西传，汉文一侧是一片空白。《后汉书》记蔡伦造纸止于元兴元年（105），此后正史政书无一字言及纸或纸匠西去；751 年怛罗斯传纸之说出自十一世纪的阿拉伯文献。而汉文这边偏偏有一条擦肩而过的记载：杜环本人就是怛罗斯战俘，宝应元年（762）由海路归国，《经行记》记大食城中——

他列了名单，点了画匠樊淑、刘泚的名字和籍贯，却没有一个纸匠。汉文里纸的西传，止于这份没有纸匠的名单。

「张骞带回胡桃、石榴、苜蓿、大蒜」这份清单流传极广，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全文里「胡桃」「石榴」「胡荽」「大蒜」「胡麻」各出现 0 次。最早可核的文本是六世纪的《齐民要术》所引，而同书三处引文互相矛盾；其中一条明说「《汉书》，张骞外国得胡麻」——今本《汉书》根本没有「胡麻」二字。本期把这类统一标 D，并写明它出自哪本书、哪个年代。

《史记》真正明确记下的只有两样，而且归功于「汉使」不是张骞本人：

注意用途：在大宛葡萄是酒、苜蓿是马料；到了汉地两者都先种在「离宫别观旁」——是皇家苑囿的景观和天马的配套饲料，不是民食。

改名这件事，最露骨的是天马。「天马」先给乌孙马，等大宛汗血马一到，名号立刻转授，旧持名者降格为「西极」——名字不跟着物走，跟着物在汉廷等级表里的位置走。最完整的一次改名现场是龟兹乐：苏祗婆七调先音译（娑陀力、般赡…），再「华言」意译，最后全部被换算成宫商角徵羽，三层名字叠在一起，一层一层把外来的部分吃掉。

再看琉璃。《魏书》记大月氏人在平城铸五色琉璃，造出能容百人的行殿，然后——「自此中国璢璃遂贱，人不复珍之。」技术一落地，物就从宝货跌成建材。可是一百五十年后《隋书·何稠传》又说「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，匠人无敢厝意」，只好拿绿瓷去顶，「与真不异」。同一门手艺进来两次，中间断了——外来工艺在汉地能不能存续，这一对矛盾记载是最好的入口。

陆路被拦住的时候，海上一直在走。中国正史里第一份南海—印度洋航程表写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讲岭南风土的末尾：从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出发，逐段记「船行可几月」，到黄支国。带出去的是「黄金、杂缯」，换回来的是「明珠、璧流离、奇石异物」。最要紧的是末句——

汉朝的译使最远只到这里就掉头了。这段逐段计时而非计里，「船行可五月」里含等候季风与沿岸停泊，不能当作连续航行时间读。

八百年后，贾耽的「广州通海夷道」把这条路记到了缚达（巴格达），二十九段，是唐代对海路最细的一次记述。法显的归程则是这条路上最惊险的一份私人记录：从师子国搭商人大船，遇风漂流，最后在青州长广郡牢山登岸——他本是去西天取经的，回来却走了海。

黄支＝建志补罗、已程不＝师子国均为比定而非定论（黄支另有阿克苏姆、苏门答腊诸说），今地经纬度一律标 C，只作示意。杜环归程的逐段航线在原始文献层面并不存在——杜佑自注只有「宝应初，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」一句。

可信度　^A 正史与同时代文献原文（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裴注、《新唐书》《通典》）　^B 后代正史、类书与笔记　^C 今人研究与今地比定　^D 后世附会之说。点字母看出处、原文与白话。

汉文引文皆与殆知阁本原书全文逐字核对；底本用字与通行点校本不同处（「波河西行」／「傍河西行」、「鳂领」＝葱岭、「于窴」＝于阗、「炖煌」＝敦煌、「黙」＝床）照录底本，正字记在各条说明里。路线折线按原文所记次序连接，只作示意，不是实测走向；站点今地比定属今人研究，一律 C。李希霍芬德文原文经 Waugh 2007 转录，1877 年初版扫描本期未能调阅，标 B。底图为本期新画的欧亚图（西经 12°—东经 142°），海岸线据 Natural Earth 1:50m，沙漠为示意范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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